三．强力反腐同时要防止官员不作为
《高见》：您给各地官员上课，了解到的当下官员心态怎样？
汪玉凯：我确实经常到地方为官员们讲学，也了解到一些比较真实的情况。我认为，总体上看，大多数地方官员对中央强有力的反腐是持支持态度的。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在实施中，有些官员也对反腐和转变作风产生了某些疑虑或困惑：比如有少数人认为反腐是不是泛化了，出现人人自危。他们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大环境过于宽松，使很多人失去了警觉，存在一些问题，现在一杀回马枪，不管摊上大小事，都是问题。从而使一些官员对官场产生了强烈的畏惧感。
与此同时，贯彻实施八项规定、转变作风方面，几年下来成效明显，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公务人员的肯定。但也有少数人认为，一些地方执行中也存在一些走样情况，有的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对办公室面积的严格规定，公车改革等，暴露出一些缺乏弹性和灵活性的倾向，导致了新的浪费。我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级市调研，他们反映，该市地区面积比东部一个省大，一年有一半时间天气寒冷。过去都配的越野车，现在一刀切，将越野车全部封存，重新购置了帕萨特。他们说，这样的车符合规定，但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和工作需要，最终可能对公务人员深入基层调研等会带来不利影响。
《高见》：其实最主要应该做到公开。
汪玉凯：现在车改后，开销是否有所增加？各地一个标准是否可行？车改后对党政部门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我以为都需要跟踪进行科学评估和研究。比如县和乡镇一把手，按照级别只是处级和科级，但实际又需要经常下去，应该具有灵活性。需要防止上面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拍脑瓜制定政策，然后让领导决定，到下面无法实施的情况。
《高见》：因为这种状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面讲的地方改革动力不足、官员不作为、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社会上就有声音认为，这是不是强力反腐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您怎么看？
汪玉凯：这样的结论倒未必正确。造成一些官员不作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反腐败、转作风仅仅是一个可以考量的因素。从长远看，关键在于反腐败、转作风后，我们能不能形成对官员新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新的工作氛围。这很重要。比如今年国务院派出20多个督查组对地方进行工作督查，反馈的问题很多。比如铁路基建项目，有的完成不到10%，钱花不出去，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央的保增长目标。过去推进项目有好处，现在不敢拿好处，还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出现消极抵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上面着急，下面不急，这就出现了矛盾的格局。
因此，在反腐过程中如何防止官员不作为需要认真思考，找出解决对策。现在中央领导看到了不作为现象的危害性，积极应对。我的整体感觉是，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从政策上看，要有破有立，二者并举，不可偏废。这就是说，对于过去的灰色收入，与民争利、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坚决制止，但也要维护公务人员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正常福利，比如落实休假制度和加班费等，现在领导不休假下面的人不敢休假，这是不正常的。这两年破的方面比较多，但总体感觉立的不够，要考虑官员也是人，他们的实际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就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积极性，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初衷。
《高见》：最新出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强调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其新增不得妄议中央，引发广泛关注。中共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针对什么？
汪玉凯：《中共纪律处分条例》一是体现了党纪严于国法，二是凸显党要管党，并将党纪纳入法治框架。党纪过去在实施中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有的官员甚至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没事，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内一套规矩，违反了党纪，一定会受到惩治。这些举措，从长远看，有重要意义。
从党内惩治腐败处理机制上看，目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中纪委办案到底，现在纪律和法律分开，中纪委只管违纪，违法交给司法，把党和国家的职责分开了，有利于下一步更好全面从严治党。
在充分肯定这一条例修改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引发的一些社会疑虑。比如说条例中提出的"妄议中央"？我了解到在社会上确实引起了一些议论。我的看法是，所谓妄议中央应该是有特指的，比如少数高官可能存在某些非组织活动的问题，甚至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什么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至于一般党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常程序对党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不应该在妄议中央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