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观的方面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很大潜能：一是城镇化率仅54.7%，去掉1.5亿农民工，还不到40%。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达不到70%，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巨大动能。一个农民工转化成城市市民平均需要大约8万元投资，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强大的。
二是中国工业化近程还没有完成，东部一些地区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西部一些地方还是工业化初期，这也是巨大的潜能。
第三，过去主要靠要素推动，尤其是投资和出口，现在这两大要素受到限制，因此，中央启动的创新驱动战略，无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里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TPP有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过去加入世贸组织的口头承诺不同，TPP制定了许多硬性标准，达不到标准不让进来，比如金融自由化、人民币自由化、国企民营化、银行开放、新闻媒体自由等，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目前看都还难以达到。因此，创新驱动就显得更加重要。比如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会激发新的市场和社会活力，增加新的动能。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放在首位，这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能。
这样来看，未来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保持15-20年的中高速增长。
从忧虑的角度看，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经济潜能存在，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释放？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则关键出在政治方面。甚至我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部分也许都不在经济层面，而在政治层面。市场化方向是对的，但改革起来难度很大，于是就出现深化改革的口号很响，实际改革的进程却阻力重重，收效不大。即使本届政府决心很大的简政放权改革，也是举步维艰。而在我看来，在目前中国的体制环境下，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问题，很难解决根本性问题，行政体制改革背后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这就是说，如果政治上摆不顺、腐败问题不解决、政府还这么强势与民争利、官民冲突依然频发、既得利益得不到遏制、官二代富二代控制大量社会财富，老百姓创新的信心何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加大政治改革力度才能有可能。给市场释放多大活力、给社会释放多大空间、给老百姓多大自由度，这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与后劲是否真的能够得到释放。
《高见》：过去的改革很多是从地方大胆闯大胆试开始的，现在地方看不到活力和闯劲，缺乏动力和积极性，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汪玉凯：上面不给政策，下面何来积极性？现在上下一条线，人浮于事现象严重。
比如深圳，完全可以弄个行政乃至政治特区。再比如地方和中央可以搞差异化治理，地方要大胆变革体制，可以从官员选拔制度开始，从体制内放开真实的选举，把基层先搞活，再推动上层改革。
我所说的地方差异化治理，主要是指治理模式的创新。我的具体设想是，在地方可以考虑实行党政融合治理体制。比如省以下可以考虑构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架构。具体操作思路是：市县委书记不要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后，等于把人大这个监督系统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应由人大选举出的领导人独立担任。但是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其产生的办法是：通过三条线产生出一个一把手来。首先是党管干部原则，党委要推荐合格的书记候选人，可以推荐四-五个书记合格人选，这几个人到市县党代会上去发表演说，你当书记以后准备怎么干，让党代会代表投票选举。得票多的前四位或者前三位到市县人大上去竞争市县长，这几个通过党代会认可的人，都可以当市县长，在人大会上，最后谁当选市县长，谁也是当然的市县委书记。这样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既体现党管干部原则，也体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其次，让一把手有组阁权，他提名副职人选和各部门一把手人选，按照程序由党委组织部门和人大批准。一把手有组阁权，但要承担连带责任。与此同时，将现有的党政机构整合，广东顺德搞了十多年，顺德经济总量比两个省还多，青海、宁夏加起来没有顺德多，它的党政机关共设置了16个部门，党委6个，政府10个，多数都是多个牌子一套人马，这样不仅仅能够大大减少人员，提高效率，更能够使我们的治理体制更加符合共产党执政，党的领导。
第三，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也可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对主要领导人难以监督的尴尬。比如说，纪委和人大是两条线来共同个监督一个一把手，纪委垂直领导后，不受本机党委书记制约，可以监督书记；人大主要监督市县长。两条线，实际上都在监督一把手。这样我们这锅水就开了，从根本上改变重要官员选拔的机制，也比较容易解决主要领导只向上负责，不向下负责的问题，也有可能比较好的解决拼资源、拼环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