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望所归”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使之成为中央决策，“群众、干部反映良好”。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在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杜润生回忆。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润生认为，五个“一号文件”，从始至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
他曾列下参加“创作”次数较多的人，包括刘堪、张云千、祖国朴、段应碧、王岐山、陈锡文、杜鹰、周其仁、王小强、霍泛、吴镕、张根生、王郁昭、赵文欣、杜瑞芝、温秀山、董家邦、杨泽江、赵树枫等省区市农口负责同志，以及谢华、杨珏、吴少文、郑重、吴象等几位参加农研中心主任会议的同志。
到晚年，他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杜润生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他写道。
“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2012年7月18日，在庆祝杜润生百岁寿辰的宴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
（本文参考自《杜润生：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始末》、《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徐庆全：我眼中的杜润生》、《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起草五个“一号文件”》、《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等。）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