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杜润生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后的杜润生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农村和农民。
就在此时，远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名户主为了能“吃饱饭”，在一份错字连篇的“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却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春，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早已试验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并未成为主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党内意见远未统一。
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杜润生回忆。
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杜润生只能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他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由此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全面开启。
结束争论
“75号文件发出后，各地试验的结果是‘一包就灵’，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其他地区能增产。”杜润生曾撰文回忆。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1981年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说，今后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由于此前包产到户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我们就据此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杜润生回忆。
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这才让杜润生心里的石头落下。
1982年的“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文件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同于过去的分田单干，更不能当作资本主义去反对。
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
“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集体化20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紧接着，劳动力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加之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形成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矫正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并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了新的巨大的来源。这些，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
杜润生认为，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能够最终说服大多数本来持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