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锡文忆杜润生：不了解农民真实想法，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于10月9日6时20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澎湃新闻10月9日上午从杜润生先生家人处确认了这一消息。
1979年，获得平反的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1983年，70岁高龄的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其中最为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推动包产到户的合法化。
在杜润生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从1982年至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杜润生曾这样说。
改革者并非一帆风顺，在时代的风浪里，将一生系于农村和农民的杜润生有坚守亦有折冲。而时代赋予改革者的，当是作为历史的铭记。
作为曾经的下属与学生，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在杜润生身边工作多年。
10月9日下午，陈锡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年“九号院”常起草中央文件，各种观点争论不断，每到此时，杜润生一句“坐下，慢慢说”，争论两方就会平和下来。
“九号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九号，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在这里，一群学者制定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了中国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杜润生则是“九号院”的精神领袖。
陈锡文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杜润生的地位与其经历是分不开的。1934年考入北师大，并在“一二·九”运动中出任学联代表的杜润生，充分理解青年人的看法和想法，而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的杜润生，也充分理解老革命们的想法，并把他们的观念凝合成一个“最大公约数”。
陈锡文说：“在杜润生面前，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无论什么资历，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只要有观点有想法，都可以讲。”
陈锡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中提到了一次和杜润生的对话。
1982年冬天，时年32岁的陈锡文对“责任制，统分结合”提出疑问，杜润生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陈锡文表示，时至今日，自己始终记得杜润生的一句话：“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
陈锡文最后感慨：“我们在他手下当兵多年。”
起与落
“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2003年7月18日，为庆贺杜润生90寿辰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杜老对自己几十年的经历这样总结道。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杜润生主持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
1953年，杜润生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以下简称“中央农工部”)担任秘书长，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
中央农工部不断强调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1955年，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毛泽东不点名批评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
1956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这一年，杜润生被免去了中央农工部的职务，调入中国科学院。
被认为“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的中央农工部则在1962年被撤销，邓子恢领导职务被免。1972年的冬天，这位被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的老领导在“文革”的残酷批斗中凄然离世。
“文革”开始后，杜润生同样受到冲击迫害，被停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