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 |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就是要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各项目的外汇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一国取消对一切外汇收支的管制，居民不仅可以通过经常账户交易，也可以自由地通过资本账户交易获得外汇，所获外汇既可在外汇市场上出售，也可自行在国内或国外持有；国内外居民也可以将本币换成外币在国内外持有。我将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义词使用。资本项目自由化既可以指有事先目的的过程，也可以指过程完成后的最终状态。一般情况下，我是在“最终状态”这个意义上使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两个短语的。
资本项目自由化一直被中国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怀疑态度难免不被视为异类。其实，与贸易自由化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从来就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撒切尔主义影响下，市场原教旨主义崛起，资本项目自由化理念才随之成为经济思想的主流。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纷纷反思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理念和实践。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教条早已被请下了经济学的神坛。
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康德苏的回答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帮助资源实现最有生产性的使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较多的投资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对于那些同时开放金融部门以引入外国竞争的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更高效、更复杂的国内金融市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经济动力。”
康德苏仅仅是宣示了一种信念，并未能证明任何东西。而且，他的讲话也不符合事实。例如，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但执行了FDI优惠政策。结果，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引入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退一步讲，即便资本项目自由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也没有理论和经验事实能够证明这种改善是帕累托最优，更遑论这里还有地缘政治问题。把资本项目自由化提高到一种普适原则的要害在于无视民族国家的存在。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自由化状态下，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金融脆弱的中小国家，则可能因没有资本管制的屏障而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牺牲品。
在IMF章程中找不到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款。相反，IMF章程第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必要时成员国可以运用资本管制（controls）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调控（regulate）。事实上，IMF章程起草者和44个创始成员国认为，是否实现资本管制原则上应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凯恩斯指出：“把控制所有资本流动的明确权利赋予每一个成员国政府是永久性，而非仅仅是过渡性的安排。”
在20世纪90年代，康德苏一直试图通过修改IMF章程，迫使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几经波折，修改章程的建议终于在1997年得到大多数IMF执行董事的支持。然而，就在这时，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一直被视为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典范的东亚经济受到致命打击，修改章程的企图随之流产。尽管如此，康德苏仍坚持认为：“亚洲国家的问题并非它们开放了资本项目。事实上，资本项目最为开放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是应对危机最成功的国家（地区）。问题也并非改革速度过快：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韩国、印尼和泰国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方式是相当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渐进式的。它们的困难源于开放资本项目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以及资本项目开放措施同其他改革的衔接出了问题。”
然而，受到“表扬”的当事人却有不同看法。康德苏发表上述谈话不久，香港再次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香港的金融稳定一度命悬一线。时任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满腔愤怒地说：“无论人们怎样指责印尼那种裙带关系式的资本主义、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种族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不善、忽视金融发展等，但即使这一切指控都成立，也不致令他们的货币和金融制度崩溃至此，国家陷入这样悲惨的困境。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他们正身处这样的困境……如果我们不谨慎应付，我们的处境也很可能会一样。罪魁祸首是那少数的对冲基金，它们毫不关心香港，更遑论港人的福祉。它们对香港的兴趣只在于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可以任由它们操控，就如其他人所说，好像提款机一样，随时可以提款。”
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日渐式微。IMF也偃旗息鼓，并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防范潜在风险上。IMF所强调的不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性和时序。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
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然而，这些理论却遭到它们最正宗的受益者的痛批。最近索罗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所谓的科学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拙劣的构想……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造成的不是确保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而是金融危机”。当今世界上，还有谁比索罗斯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
绝大部分经验研究并未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支持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工作组对实证证据进行了评估。其结论是：“尽管大量跨国研究致力于分析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效应，但是，似乎只有有限的证据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
简尼、萨布拉马尼恩和威廉姆森前两位当时是IMF官员，萨布拉马尼恩现在是印度财政部首席顾问，而威廉姆森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始作俑者。对检验资本项目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2000多项研究成果做了研究。他们的结论是：经验研究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have little）关系。他们指出：“国际社会不应该试图促进——甚至在长期——资产的完全自由的交换，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看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