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关乎社会公平
针对国内外粮食价差高企的局面，社会上颇多议论，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中国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棉花、糖等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明显的不具备竞争力，同时财政投入补贴农业，似乎得不偿失。所以有人建议，应该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使得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与国际接轨，由此导致的缺口通过增加进口来解决。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业这么小的规模要有竞争力显然不容易，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促使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然后才能搞大规模经营，才能降低成本。
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的智囊，陈锡文回应称，这两种看法都是针对当前国内农业确实没有价格竞争力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合理的。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而是关系到农民生存发展、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
他说，制定农业政策必须考虑，既要保证供给，还要考虑国际市场的竞争关系，更要考虑还在农村居住生产生活的六亿多农民。离开这一点，再好的经济政策都不好用。即使减少自身生产，扩大进口或者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请出去，让少数人来耕种更多的土地效率提高，从这个过程中增加的经济利益远远弥补不上这样的政策出台以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他强调，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担负起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通过国际市场互通有无，同时又不能给国际市场添乱。这当然不完全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也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在里面。
农地政策如何提升产业竞争力
目前玉米过剩严重，库存庞大。陈锡文介绍，目前，中央和有关部门正在东北等地发展青储玉米，即在玉米尚未完全成熟时，连同秸秆一起收割，用作饲料，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结构调整难度大，但并不是没有余地”。
而总体来看，陈锡文表示，城镇化进度对农业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种半截的城镇化，严重耽误农业现代化。”他表示，目前土地流转速度不尽如人意，去年承包地流转率是30.4%，很多进城农民心里不踏实，不愿意流转，流转也只是短期流转，长期转出去心里不踏实。并且，他认为，转租这种流转方式带来租金博弈，导致非粮化、非农化问题。
陈锡文称，中国农民在农地流转方面又有新的发明创造。“不流转搞规模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不过两三年时间，已经占到山东总承包地面积的25%。所谓“不流转搞规模经营”即采用托管模式，小农户将土地托管给山东供销社系统、邮政系统以及农业部门的技术推广体系等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集中耕种。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农民通过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也发展得非常好。
陈锡文认为，小规模农户将在相当长时间存在，但如果通过如托管、入股等方式，和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小规模农户生产效率，也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些方式政策余地大，不必都吊在土地流转上。”他称。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