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现象是广为群众诟病的顽疾。为官不为平生耻！做官须做事，做事须尽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任其职就要尽其责。这不是多高的标准，多难的要求，而是领导干部的履职“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然而，一些领导干部抱着“不干事就不出事”的心态，过着“一杯茶，一支烟，拿着手机玩半天”的滋润日子，乐做“太平官”；一些干部得天混天，得过且过，自由自在，独来独往，“占着位子不干事”，尸位素餐；一些干部对上级布置的任务敷衍应付，拈轻怕重，遇事绕着走，难事“闪”得快，缺乏担当意识；还有一些干部作风轻浮，自由散漫，工作拖沓，对群众的事置若罔闻，态度冷漠，高高在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分析 “为官不为”的“病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党的宗旨意识淡薄。虽然我们常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所有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但身处领导岗位，一些干部没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在岗不在状态。二是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干部担心“干事越多出错的概率越大”，因而明哲保身，缩手缩脚，不主动做事，让政策空转。三是有的干部能力不足，水平有限，不会干，不敢干，畏葸不前，自然拈轻怕重，不思进取。四是有的干部在一个位置待久了，新鲜感退化，显出“任职疲劳”，或是看不到“上升空间”，便产生“混日子”的想法，没太多心思带领群众好好工作，当甩手掌柜。加之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对不作为干部的问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怕得罪人，“好人主义”盛行，加剧了一些干部的自我放任、随波逐流。

　　“为官不为”的原因当然不止以上几方面，但它严重影响改革发展事业的推进，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长此以往，还影响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必将失信于民。因此，对“为官不为”要敢于动刀，敢于亮剑，下“猛药”才有望遏制为官不为歪风的蔓延。不然，再美好蓝图只是一纸空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遇到“肠梗阻”。惩治“为官不为”，让“太平官”不再太平，严格问责是必要的，问责最忌把“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同时要让干部放下顾虑，容许“试错”；更重要的是完善制度设计，将干部作为与机制有效衔接，用“能上能下”利器整治“为官不为”，将问责的“板子”打到痛处，挤压“为官不为”空间，让庸官昏官腾出位子，让愿意作为、敢于作为、有所作为的干部有施展空间。

　　前不久，中央出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从制度上打通能上能下的血脉循环，特别针对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开除了整治良方。对于“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的，都将被调整。打破官场“铁交椅”才能涵养政治新生态。近期一些地方加大督查问责力度，“召回”一批干部“回炉淬炼”，一些干部也离开了“铁交椅”。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那句话，也给那些庸官懒官按响了雷达预警：不干事、干不成事，就得让位！

　　开弓没有回头箭。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在“下”，难点也在“下”。因此要把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支持理解、自觉执行。“下”不是目的，“下”是为了引入活水推动“上”、撬动“干”，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的热情。如果为官从政也算作一种职业，那么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劳动者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转换岗位行业，“官场”也应如此。能上能下应是常态，不是贬黜。既然不能胜任领导岗位，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产生“职业倦怠感”，实在不适合在党政部门任职的，转换一种职业或者去做具体工作，施展自己的才干，又何尝不好？（小丁）